人效法于天，是为顺天意者。

②持这一观点的，在西方大有人在，此处无需一一列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性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

当然，后者对前者不可能是单纯的克隆，总会有修改、变异、损益和发展的。就像中国古籍中不乏伪书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许多篇章的真实性早就受到了研究者们的怀疑，如《论灵魂》更像阿维罗伊本人的作品，《论宇宙》等13种著作已被学者们证明为伪书。③李约瑟先生还大胆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①这显然已是一种地道的欧化的泛神论或自然神论的观点了。这不仅是因为康德哲学源出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尽管他曾表示要从莱布尼茨的独断论中觉醒，但他从莱布尼茨学派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却十分丰厚，其中包括潜移默化的中国哲学要素，况且他本人也直接阅读和研究过中国的资料。

阿奎那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超过后来的康德和黑格尔。③因为希腊的理性，更多地是用Nous或Logos这个词，而朱熹的理一直是用的Reason这个词，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所呼吁的理性，不是Nous，而恰是Reason。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儒者们一方面承认墨家主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平民意志的外化，另一方面又强调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选择使然，墨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因自身限制未能成为大统、只是民间小宗教。诚然，孟子也主张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并肯定了汤武诛一夫的举动（《孟子·梁惠王下》）。有鉴于此，熊十力在衰年定论《乾坤衍·辨伪》中曾深刻地指出：周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灭殷帝纣，而复以天下为周家私有之物。三进一步看，小康礼教的尊君大义主要落实在作威作福两个维度上，因为儒家极力捍卫的礼乐体制的一个基本功能，便是在王本位以及官本位的架构中，既维护君主官员的管治权威，又保证君主官员的生活幸福。

在此基础上，这种礼乐体制又严格按照大人们的身份级别，相应地规定了他们乐具入奏，以绥后禄……既醉既饱，小大稽首（《诗经·楚茨》、酒既和旨，饮酒孔偕。最有代表性的是韩愈在《原道》中对儒家道统的陈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其实，这些人大都不是思想家，甚至连像样的理论话语也没有，却由于曾经位居九五之尊或王官的缘故便被推崇为儒家的奠基者，仿佛没有他们打头阵儒家就会底气不足、沦为无本之木似的，反倒把孔子这位真正的创始人置于从属的地位——大概考虑到他不过是一位素王？诚然，按照儒家的诠释，这些先王不是一般性的统治者，而是亲民的圣王。

有鉴于此，我们当然很难说儒家的主导性立场不是王本位、而是民本位。董仲舒不仅把春秋之大义概括为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而且还这样论证王的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2]（P146）：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更为反讽的是，他还这样抨击墨子主张兼爱的恶劣后果：想得他之所以养父母者，粗衣粝食，必不能堪。所以，一旦民众不愿服服帖帖地归顺君主官长——亦即不再构成邦宁之本、而是沦为覆舟之水，就会在体制内受到严酷的惩罚，乃至被剥夺最基本的生存权。

宋儒甚至对这种主张也提出了质疑，如朱熹不仅引述其他儒者的话语：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孟子集注·离娄上注》），而且还宣布：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三），从而根本否定了格君心之非的意义。其实，无论在为君主官员的作威作福辩护的时候，还是在认同他们诛杀尔等的时候，儒家提供的主要就是一些伦理层面的理论根据：君主官员在道德上远远优越于草民百姓，因此不仅有充足的理由作威，而且有一切的资格作福，甚至有无限的权力诛贼。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众所周知，孔子早已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熊十力曾因此指出小康礼教的货力为己功能：天子专有天下之财货及物力、人力，以供其自身与子孙之享受，是谓为己。

（《荀子·礼论》）结果，与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相对应的，就是庶人隐窜，莫敢视望（《荀子·正论》）。从这个角度看，儒家把文武周公视为自己价值系统的主要奠基者，并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定位为先王之道、圣王之教，甚至直到今天还不顾分封制的历史事实，有意美化文武周公的亲民形象，不仅不足以证明儒家的民本位立场，反倒展示了儒家王本位立场的源远流长。

所以，无论怎样辩解，这种礼乐体制都很难说成是民本位、不是王本位。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正流露出孔孟两位大师对于那些试图反抗君主官员的欺凌压榨和作威作福的下层民众的否定性态度：必须让他们心存畏惧而不敢犯上作乱。

他只是由于把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视为民众不容违反的绝对义务，因此才要求朝廷对不听话的刁民保持强硬的态度，即便他们没有犯上作乱、只是不愿把自己辛苦创造的有限生活资料心悦诚服地礼让给帝王官长，就必须果断取消他们的最基本生存权。同时，为了从历史的角度论证这种定位，儒家大师们还纷纷诉诸远古时期的一批圣王，将他们说成是儒家思想的起点开端。荀子同样宣称：天子可以凭借至尊的权势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荀子·王霸》），并认为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孟子才会传承周公实施分封制的亲亲尊尊精神，赞赏舜出于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血亲动机把至不仁的弟弟象封之有庳，主张天子可以通过封建亲戚的礼乐制度，让自家亲属在尸位素餐中先富贵起来。然而，孟子却因此严厉地抨击墨子，声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盖他既欲兼爱，则其爱父母也必疏，其孝也不周至，非无父而何？（《朱子语类》卷五十五）只要将这段话与孟子以天下养的腐败宣言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儒家看来，如果君主官员不愿通过刮地三尺的途径以整个天下或管辖区域养自家亲属、不能让自家亲属在富贵中享受锦衣玉食的特权待遇，而是遵循墨家的兼爱观念、像爱父母那样爱广大民众，以致自家亲属生活在粗衣粝食之中、只能像老百姓那样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那他们就一定是亦禽兽而已。

汤武，身之也（《孟子·尽心上》），从而将作为儒家道统首发阵营的君王们个个都说成是天性善良、品格高尚的道德榜样，根本无需草根民众的监督制约。再如，王阳明曾坚持回归《大学》中的亲民二字，从而展示出比宋代理学更鲜明的亲民倾向。

四能够最清晰地展示儒家的主导性立场不是民本位、而是王本位的关键点是，一旦在尊君与亲民之间出现冲突，儒家大师们总是主张，为了维护君王的至尊价值可以牺牲民众的从属价值——亦即为了维护王本位可以否定民本位。后世儒者进一步把先秦儒家大师的这种共通意向发展到了极端。

他曾以舜为榜样宣布：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通常被认为最有亲民倾向的孟子，也没有否认礼乐体制为君主官员提供给养的功能，相反还将范围扩大到君主官员的亲属那里。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把韩愈的上述主张付诸实践，以知行合一的儒将身份，凭借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的纯乎天理之心（《传习录》卷上），率领部队诛掉了上万名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顽民：1517、1518年，守仁指挥镇压广东、福建、江西边界的大股农民军的军事战斗……成为官方褒奖的战略家，声名大振。分封制的这种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可以充分显示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官的王本位基点：不是希望王的子子孙孙永远能够保护民众，而是希望王的子子孙孙永远能够保有民众。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实际上，倘若与亲民的主张相比较，这些尊君的主张才是《论语》中更有贯通性和穿透力的有效文本，因为孔子不是把亲民、而是把尊君视为不可突破的底线，表现在：他觉得最难以容忍的不是老百姓在战乱中的流离失所，而是卿大夫僭用周天子的八佾之舞。

徐复观便指出：舜的大孝，恐怕是孟子时代才形成的故事。[3]（P46）更为反讽的是，这位官方褒奖的战略家还依据周公的若保赤子观念发布通告：呜呼。

六最后，儒家从孟子起就对墨家思潮展开的激烈批判，也能够从一个角度清晰地表明它的主导性立场不是民本位，而是王本位。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了三位先秦大师确立的这种尊君大义。

孟子在性善论高度传承了这种意向，强调尧舜，性之也。不错，周公也提倡若保赤子（《尚书·康诰》）、怀保小民（《尚书·无逸》），与商朝末年的暴政相比具有不容否认的积极意义。

上下尊卑贵贱之分，正定而不可移（《乾坤衍·辨伪》）。事实上，熊十力曾偏激地认为孟子比荀子更狭隘：孟子、荀卿同是坚守小康之壁垒，与大道学说之主旨根本无可相容。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种态度清晰地映射出儒家依据王本位否定民本位的立场：谁要是主张在兼爱中把普通民众视为本、试图保护他们不受富者贵者的欺凌压榨，谁要是强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谁就是否定了君主和父母在忠孝中具有的本根地位，因而也就是道德上的禽兽。

（《乾坤衍·辨伪》）至于老百姓则根本不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意向性对象，因为周礼的典型特征正是官本位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偏重特权享受的礼用来伺候君主官员、不适合普通民众，偏重严酷惩罚的刑用来对付下层百姓、不指向上层贵族。直到今天，儒者们还强调：孔子在政治与管理哲学上，主张宜以内在的道德加以诱导，以成文不成文的规范、制度、行为方式即‘礼来训练、调教民众，使民众有羞耻感，心悦诚服地归服。

其实，儒家对圣王一词的青睐，已经折射出他们在有意贬低庶民野人素质的同时尽力拔高君主官员的品格、坚持凸显王的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的意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才会凸显礼义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功能：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

毕竟，倘若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儒家圣王们还有什么必要保民、亲民？因此，这种翻脸不认仁地诉诸则诛的意向，清晰地显明了韩愈的主导性立场只是王本位、不是民本位。问题仅仅在于：身为父母官，他一方面把官方视为必须坚决维护的目的性价值，另一方面把民吾同胞视为可以随意取消的从属性对象，并将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所以才会为了保护朝廷里的万岁爷，诛杀了吾赤子一般的许多尔等。